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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仕魯期間,要説他最為重大、也最能體現他的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的行動,當是“墮三都”。

三都即實際控制着魯國政權的“三桓”各自割據領地的城堡。前面已經提到,“三桓”是當年魯桓公三個兒子的後裔,其中孟孫氏為司空,叔孫氏為司馬,季孫氏為司徒,是為魯國三卿,分享着魯國政權。其中又以季孫氏勢力最大,掌握着魯國國政。這“三都”有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叔孫氏郈邑領地城堡,孟孫氏成邑領地城堡,其中又以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最大最堅固。

這三大領地城堡,都曾經是魯國“三桓”向魯國國君鬧獨立、爭權力、搞割據的據點和資本,當然也是他們明目張膽搞分裂的證據,也反映着春秋末期列國的基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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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墮三都”的歷史故事,孔子仕魯期間最為重大的行動

到了孔子仕魯的時候,“三都”發生了複雜的變化。曾經是“三桓”向魯君索要或奪取權力與土地的三大城堡,又成為“三桓”的家臣向三桓鬧獨立的據點與資本,並一度給“三桓”造成了極大的威脅。當時的“三桓”全都住在魯國國都曲阜,這三大城堡實際上全被他們的家臣所盤據,有地有兵有糧。家臣利用所控制的這三大城堡,不僅一次次地侵犯欺凌自己的主人“三桓”,甚而至於越過“三桓”而直接干預甚至操縱魯國國政,也就是為孔子痛心疾首的“陪臣執國命”的狀態。如魯昭公十四年,季孫氏的家臣以費邑領地城堡反叛季孫氏;魯定公五年,陽虎利用領地城堡囚禁季桓子,定公八年又挾汶陽之田叛魯奔齊;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邑領地城堡反叛等。可説是家臣們以領地城堡屢屢鬧獨立、搞反叛的行動,已經嚴重地威脅着“三桓”、尤其是季孫氏、叔孫氏的集團利益,甚至已經成為他們寢食難安的一塊心病。

面對當時魯國定公虛位無權、“三桓”擅權(特別是季氏)、“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壟斷的混亂局面,孔子審時度勢,認為正是他實現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的難逢的好時機。用雄心勃勃來形容當時孔子的心情一點也不為過。我們不妨來體會一下孔子心中的治國平天下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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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魯國公室、在當時當然就是加強魯定公的實際統治權力,削弱、抑制“三桓”、特別是季氏的領地與權力的擴張,貶斥、剝奪“三桓”家臣膨脹的私慾,從而使魯國君臣父子按周禮及貴族等級制,各復其位、各守其職,用仁政德治將魯國治理得國富民安。至此,也僅是孔子藍圖的一半、甚至還不是最為重要的一半。他更要以魯國為基礎、為藍本,擴大影響,最終達到尊天子、服諸侯、以仁政德治統一天下的大同世界。

孔子這次“墮三都”的主張與計劃,核心的東西是剝奪季孫氏以及孟孫氏、叔孫氏所獲得的非法政權,並以此重歸於魯國國君。

這無異於與虎謀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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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着極大的風險甚至危險,但是孔子經過仔細地分析“三桓”的具體情況,他也從中看到了成功的可能。首先要考慮實際掌管着魯國國政的季孫氏的態度與支持的可能性。經過了昭公時家臣南蒯的反叛、定公時家臣陽虎的屢屢作惡,全都是以費邑領地城堡為據點為後盾為資本。雖然陽虎之亂已經平息,他也出奔已經三年,但是與陽虎曾經有過勾結的公山不狃(就是那個曾經召請孔子前去幫忙的人),現今仍然佔着費宰的位置,並憑藉着費邑領地城堡使季孫氏有些無可奈何。而叔孫氏的郈邑領地城堡,在前一年就曾因為侯犯的叛亂而歸齊,現在雖然齊國已經歸還郈邑,卻還空着邑宰的職位。孔子甚至分析得更為細緻,他還看到了叔孫氏不僅有家臣叛於外,還有同父異母的兒子叛於內。這個同父異母的庶子叫叔孫輒,因與叔孫氏有矛盾,曾經藉助陽虎的力量想奪取叔孫氏的權力。

惟一不能確定的,是孟孫氏孟懿子的態度。他沒有季孫氏與叔孫氏這樣的外叛內亂、惶惶不可終日的憂患,他的家臣、也是守着成邑領地城堡的邑宰是公斂處父,對主人十分忠誠。但是孔子也認真分析了孟孫氏贊成“墮三都”的可能性,如孟懿子畢竟是自己的學生,應當更能從高層次領會老師的理想與追求。況且陽虎之亂的時候,陽虎曾經有過殺孟懿子而自代之的企圖,不是也會給孟懿子敲響警鐘了嗎?

同時,大哉的孔子想,我的那個最終以魯國大治國富民安為基礎、從而達到尊天子服諸侯統一天下的藍圖,不也是在為着你“三桓”子孫們最終的利益着想的嗎?如果任其這種無禮無序的爭鬥戰亂愈演愈烈,你“三桓”不是時刻都有被傾覆的危險嗎?

當然,智慧的孔子也知道他正處於一個最為有利的時刻,那就是夾谷會盟的勝利,已經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而夾谷會盟之後,齊國所歸還的汶陽之田,正是季孫氏的領地。這也就更加加重了魯定公、尤其是季孫氏對於自己的信任與依重。

終於,經過縝密思考與計劃的孔子,於公元前四九八年(魯定公十二年),大膽地向魯定公與季孫氏提出了“墮三都”的行動計劃:“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過制,請皆損之。”(《孔子家語·相魯》)

果然如孔子所料,這一計劃迅速得到了魯定公與“三桓”的贊成與響應。

第一步就順利地拆除了叔孫氏的郈邑領地城堡(今山東省東平縣)。如前所述,從齊國歸還不久的郈邑,還沒有任命邑宰,只要得到叔孫氏的贊同,拆除起來當然也就十分順當。

第二步拆除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時(今山東省費縣),卻遇到了激烈的反抗。費邑宰公山不狃,當然知道“墮都”的厲害,而且是雙重的厲害。一重是季孫氏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叛亂之意,一旦費邑領地城堡被墮被拆,自己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自衞自保的屏障。另一重厲害當然來自孔子。他知道孔子“忠君尊王”的堅決,那年孔子的拒絕就曾讓他領教過孔子的態度。如果不能抵抗住這雙重的厲害,結果也許只有死路一條。於是公山不狃不遺餘力地進行猛烈地反擊,並趁魯國國都曲阜空虛之時,率費人突襲曲阜。情急之下,魯定公與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匆匆躲入季孫氏住宅。此時的孔子沒有慌亂,人們似乎又見到了那個郰邑大夫叔梁紇的英勇的身姿。他迅即命令大夫申句須、樂頎率兵反擊,並於姑蔑(今山東泗水縣東)打敗公山不狃。沒有退路的公山不狃只好逃向齊國。隨之,最大也最堅固的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也被拆除。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發展。

但是,孔子在拆除孟孫氏成邑領地城堡的時候(今山東省寧陽縣東北),卻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這個障礙,看似來自“三桓”之一的孟孫氏孟懿子,實則來自整個“三桓”。

起因於孟孫氏家臣、成邑邑宰公斂處父對於孟懿子的忠誠和遠見(孟孫氏一家利益的遠見)。公斂處父將墮毀成邑領地城堡對於孟孫氏的不利看得清清亮亮。他緊急地對孟懿子説:“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左傳·定公十二年》)公斂處父是個智慧的人,他看到了孔子“墮三都”的實質,併為孟孫氏孟懿子想好了計策:你不是孔子的學生嗎?你又同意過“墮三都”的計劃,總不能輪到自己就出爾反爾吧?那好,不要緊,你就裝作不知道,我來抵抗好了。孟懿子不僅對於公斂處父的忠誠堅信不移,而且他還對於公斂處父的救命之恩永銘在心。那是在陽虎準備殺孟懿子以取代其位置的時候,是警覺的公斂處父發現了他的陰謀,並及時採取措施,才使孟懿子倖免於難。

果然,孟懿子照計行事,表面沒有任何反對墮城的表示,暗中卻全力支持公斂處父的反抗。從夏天一直拖到冬天,成邑領地城堡安然無恙、毫髮未損。眼看着“墮三都”的計劃就要毀於一旦,着急並感到危險的魯定公於這年的十二月,親自出馬帶領軍隊圍困成邑城堡。讓孔子想不到的是,就連季孫氏、叔孫氏也採取了觀望消極的態度。魯定公的出馬,終因“三桓”的消極而告失敗。

墮成失敗,意味着孔子“墮三都”計劃的失敗。這對孔子仕魯,幾乎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孔子更從“三桓”的態度由積極轉為消極,清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對立面正是強大的、在魯國當道也決定着自己政治前途的“三桓”,尤其是當政的季孫氏。

不僅是公斂處父的想法與孟懿子的態度的改變,讓季孫氏警醒過來。我想,“三桓”甚至會有過一起的溝通與商議。他們徹底明白過來,孔子的“墮三都”看似幫助他們削弱甚至是剪除家臣的力量與威脅,而實質卻是最終削弱“三桓”強大魯國公室。他們清楚地看到,這個在夾谷會盟中大智大勇的孔子,在“墮三都”的時候,已經成為他們的對立面、甚至將來還有可能成為水火不容的敵人。季孫氏當然還記得孔子的一系列對於自己不滿的言論,最為大家傳播的,當然是那句“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八佾其實是一種舞蹈,是當時的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舉行國家大典時,用作典禮開始時的禮樂,八佾便是八個人一排,共有八排,諸侯之邦只能用六佾,也就是六個人一排的舞蹈,大夫只能用四佾,即四人一排的舞蹈。對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們一般的解釋都是:假如這件事情我們都能忍耐下去,那麼還有什麼事不能忍耐他季氏去做呢?!而學者南懷謹先生則認為應當作如是解釋:像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言外之意是要告訴大家季家的野心大着呢,叛變、造反,取代魯君甚至周天子,他是都敢於乾的。

仕魯的孔子面臨着不可迴避的抉擇:要麼放棄自己的主張(也即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屈從苟安;要麼堅守自己的主張,辭職離魯。

孔子並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仕魯不過四年的孔子,當然還記得自己與魯國的主政者季孫氏的“密月期”,雖然短暫,卻還是讓人難忘的。“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公羊傳·定公十二年》),不正是説的他們倆相互尊重對方的意見、有着很好的配合嗎?

心裏裝着天下的孔子,當然也有委曲求全的時候。身為大司寇,是與魯國的世襲三卿同列為上卿的。但他心裏明白,要想辦成事情,必須要與掌握着魯國實際大權的季孫氏搞好關係,他表面上是要向魯定公負責,而實際上必須要向季孫氏負責。以“克已復禮”為已任,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卻要向一個亂禮的權勢者讓步,這對孔子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孔子曾經掩起心上的痛苦,作出過讓步。有一次,孔子去見季孫氏季桓子,或許是意見相左,或許是正好碰到季桓子不悦的時候,孔子想辦的事情就沒能辦成。但是孔子沒有賭氣,緊接着又去登門求見。連自己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對老師表示不滿。如弟子宰予不高興地提意見説:“從前我曾聽老師説過:‘王公不邀請我,我不去見他。’現在老師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長,而委屈自己去求見季桓子的事已經發生多次了。難道不可以不去嗎?”這個時候,內心痛苦的老師,不能不向自己的弟子剖白深藏於心的想法了。他説:“不錯,我是講過這樣的話。但是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來已久,而負責當局不去治理,必將大亂。危亂的時局需要我負責辦事,這豈不比任何邀請都更鄭重和緊迫嗎?”

一個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天下人而將自己的利益甚至屈辱置之度外的孔子,就這樣站在了我們的面前。

如今,他又面臨着一個更大的考驗與一個更難的抉擇。孔子會怎樣辦呢?

如果按照我們當下的習慣,對於上級的指示或者意圖,要麼“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要麼不惜任何代價也要主動迎合上級的意圖——不管如何,反正要將領導侍候得舒舒服服、高高興興,這樣自己的仕途當然也就會一帆風順,也就會各自獲得相應的利益。

本來孔子也有第二條道路可走,那就是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向魯國當政者季孫氏妥協,或者乾脆迎合季孫氏的意思。這樣,孔子肯定會做穩了自己的高官,甚至説不定還真的能夠“攝相事”,代理宰相的職務,“風光”無限。況且孔子曾經説過這樣的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為了求得財富,就是做市場上的守門卒都願意——真是率真、性情、本色——何況是上卿之位?

但是孔子就是孔子。支節問題上可以妥協的孔子,在關係着自己理想與追求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毫不退讓,挺直了一米九一的身子,寧可不幹這個官也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向季孫氏為首的三桓妥協。

季孫氏當然等待着孔子的妥協。他也需要孔子這塊金字招牌為自己裝扮門面,況且孔子處理國務的能力也是魯國所需要的。只要孔子不再堅持削弱“三桓”而強公室的主意,其它都好商量。他等待着曾經屢次主動上門的孔子再次找上門來,那時,他會和顏悦色地與其話舊碰盞。

但是孔子沒有再去登門。

我終於明白了孔子另外的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我的主張不能實行,那我就乘個筏子漂於海上好了,但是想讓我同流合污絕對不行。還有,“飯疏食飲水,曲肱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正直、道義、原則),吃粗糧喝冷水,彎着胳膊當枕頭,都沒什麼,我照樣樂在其中。但是違背原則與道義取來的富裕與尊貴,我卻看得與浮雲一樣輕。再有,“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國家政治清明,做官領俸祿;國家政治黑暗,還去當官領俸祿,這就是恥辱。

這就是孔子,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他真是為中國的官員做出了一個好的榜樣,一個讓人向而往之的榜樣。我們應當常常想起他來,即使做不到他那樣好,起碼可以少一點鈎心鬥角,少一點賣官鬻爵,少一點厚顏無恥,少一點腐化墮落,少一點魚肉百姓,少一點羊頭狗肉,少一點自吹自擂,少一點對上的奴顏媚態和對下的專橫跋扈。

恰在這時,魯國又發生了一件讓孔子氣憤不已的事。齊景公依大夫犁鉏的計策,挑選了八十個盛裝美女,外加一百二十匹披掛綵衣的文馬,送給魯國國君。齊國的美女與文馬到了魯國國都曲阜城南門外,不敢貿然進城,而是先派人謁見季孫氏季桓子。季桓子心有所動,穿上老百姓的服裝前去觀看,看後又去彙報給魯定公,魯定公又以察看民情為藉口前去觀看,然後就全部收下。收下之後不要緊,魯定公是“往觀終日,怠於政事”,疏遠孔子。季桓子也是“三日不聽政”,連祭天這樣的國事都不去參加。

急性的子路忍不住了,對老師説:“我們還是離開魯國吧。”早生退意的孔子似乎還對治理魯國抱有着難以割捨的留戀,並對季孫氏存有着一絲幻想,希望他的悔悟,甚至重新出現“三月不違”的和諧局面。他在作着最後的等待,對子路説:再等等吧,魯國就要舉行郊祭了,如果季孫氏仍按禮將祭祀的烤肉(燔)送我一份,我們還是可以留下來的。

但是,一心要讓孔子離開的季孫氏,沒有把他應得的一份烤肉送來。

仕魯已經四年的孔子終於棄官離魯。

這是在公元前四九七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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