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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貢獻

賦税思想

鄭觀應一生從事工商業活動。他主張收回關税自主權,認為“其定税之權操諸本國,雖至大之國不能制小國之輕重,雖至小之國不致受大國之撓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條約》中的協定關税條款,要求以國際公法為準繩,爭國家之主權。指出“税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髮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關税自主的重要意義“千萬鉅款權自我操,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税則,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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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主張實行關税保護政策,以促進我國民族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他説“凡我國所有者,輕税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税以遇來源、收我權利,富我商民.酌盈劑虛,莫要如此”。他認為清朝進口關税税率太低,應“重訂新章,一律加徵。”鄭觀應的重商思想還體現在他的裁釐主張上。他指出“當栽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厄,勿搜刮税釐以病民而自病”。他列舉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數涓滴歸公,名實相副,是損於民而猶利於國”,認為“釐捐不撤,商務難以振興”。他還借鑑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設想。

商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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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戰”理論。努力追尋“商戰”近代意義並反覆加以論釋者,則由鄭觀應肇始,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手段歸結為“兵戰”(軍事侵略)和“商戰”(經濟侵略),並認為後者比前者更為隱蔽、更有威脅性,因而中國在反侵略方面也應該把反對經濟侵略放在比反對軍事侵略更為優先的地位。鄭觀應是甲午戰爭(1894年)前後風靡一時的“商戰”理論的主要代表者。

鄭觀應所指的“商戰”是對應於“兵戰”而言。他的這一名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説的是學習西方,僅僅熱衷於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象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振興商務。為進行“商戰”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此盡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兼併,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衞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英之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闢美洲,佔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為之先導,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據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為末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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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強調指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於富強之世耶?在《商務》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相表裏。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坐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商戰,必須根本改變傳統的賤商觀念和士農工商等級結構,充分肯定現代企業家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為此,鄭觀應特別抨擊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固守傳統觀念,己成為工商業發展即進行“商戰”的重大障礙:“中國不乏聰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深求格致,總以工商為謀利之事,初不屑與之為伍。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圖者,必藉端而胺削之。於是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

要進行商戰,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現代商務人才,即現代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他們都能按照世界範圍內行之有效的規則不斷推進工商業的發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務》篇中指出:“中國自通商以來,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為改變這一狀況,全面提高工商業者及相關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質,鄭觀應要求在中央於六部之外特設商部,分設商務局於各省水陸通藺,由素有聲望的紳商為局董,支撐和保護工商業者發展實業。同時,於各府、州、縣設之商務公所,由工商業者自行選舉商董。這裏,當然不乏理想主義,未免太樂觀了一點,但是,要發展現代工商業,就必須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質的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必須建立近代企業制度,按照確定的通行規則行事,這一清醒的意識進一步説明,在鄭觀應這裏,“商戰”有着非常明確的近代意識。

教育思想

鄭觀應尖鋭地抨擊長期以來,中國“學校之制度,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惘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對於科舉考試製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評,指出:“中國文士專尚制藝,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穀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於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為適應科舉而學習,“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貼之專工,汩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於無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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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改變這一現狀,鄭觀應認為,首先應當廣建學校,要象德國那樣,“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決普及義務初等教育問題;然後,通過通商院、實學院、技藝院深造,傑出者再入太學院學習。鄭觀應指出:“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十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為此,他建議:“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並重,日本設文部大臣,並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定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並通傷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報部獎勵。務使各州、縣遍設小學、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

廣設學校, 鄭觀應更要全面改變教學內容,以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和人們的既有觀念。他在《西學》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實是誤國誤民。他介紹西學分天、地、人三類。所謂天學,“以天為綱,而一切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凡此,皆是有益於國計民生之學。鄭觀應還指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應用性強的各種學問,都以基礎性的學問為根基。西學還有一個根本性特點,這就是“皆實徵諸事,非虛測其理”。凡此,鄭觀應認為,都值得中國師法。“西法各種,西人藉以富強,已收實效,皆有程式。我步趨其後,較易見功。由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學化為中學,不及十年,中國人才無難與泰西相領頑。”為改變人們陳陳相因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除發展學校教育外,還需大力發展社會教育。鄭觀應指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一有三事:曰學校,日新聞報館,曰書籍館。”興辦各種報章雜誌,出版各種圖書,建立一大批報社和圖書館,便成為進行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報》篇,專論廠設日報在“通民隱,達民情”中無可替代的作用,主張各省創辦臼報,以使“民心無不愜,民志無不伸”,同時,通過報紙,使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書》篇,專論各省應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院即圖書館,“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羣書。”

外交思想

在國際關係與中外關係上,鄭觀應根據其對於西方國家歷史現狀的深刻了解,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國際關係與中外關係。在《論公法》一文中,他指出: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各國藉以相互維繫安寧和睦的法寶,便是共同遵守的“國際公法”。中國應該打破與世界隔絕的觀念,把自己擺在萬國之一的地位,利用公法維護自身的地位。

在思想觀念上,鄭觀應認為要去掉中國人固有的“天朝上國”和“夷夏大防”的陳舊觀念,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別國。如果中國能夠把自己擺在“萬國中之一國”的地位上,那麼,萬國公法就不能把中國排除在外。在國際關係上,則要打破西方列強把中國排除在公法之外的企圖。

對於西方列強的侵略,他力主抗爭。除了軍事抵抗之外,外交抗爭必不可少。他對中外條約的不平等性進行了全面的檢討,涉及通商、傳教、協定關税、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內河航行權、外人管理中國海關等諸多方面。

國防思想

由於內憂外患頻仍,鄭觀應非常關注國家安全。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的思想指導下,他對於學習西方長技,加強軍事操練和改進武器裝備非常重視。他一再強調,“兵制陣法宜練也”,“槍炮器械宜精也”。

在軍民聯防、籌建海軍、海防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論練兵》一文中,他先總結了中國古代的兵法,指出“兵在精不在多,將在謀不在勇”,“今之戰事雖與古異,戰之心法仍與古同”,一定要汲取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同時對於將領的選擇、武科考試的選舉,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練兵的方法上,他主張學習英國訓練方法,做到號令嚴明,步調一致。對於軍民聯防問題,他在《論民團》一文中對古代寓兵於農和後世經辦民團的做法加以肯定,但認為還不夠。對於海軍以及沿海佈防,他在《論水師》一文中,他主張把沿海分為中洋、北洋、閩洋、南洋四洋,分別設置重鎮,勢成犄角,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直隸、奉天、山東三口為一鎮,江蘇、浙江、長江為一鎮,福建、台灣為一鎮,廣東自為一鎮,編為四鎮,各設水師,收聲勢相連、指臂相助之效。同時在四洋防守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洋務運動中,針對軍事改革中出現的軍事採購問題,導致洋務運動的成效不著,同時他認為在武器的採購上,應該要精,同時應該自行進行仿製,不能永遠依賴別人,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

哲學思想

鄭觀應通過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管理科學的吸收,從事借用中國某些傳統形式來變革中國傳統哲學嘗試,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觀具有若干近代哲學的特徵,為中國哲學史增添新內容。

在本體論方面,鄭觀應首先提出帶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色彩的“道”範疇,並把“道”歸結為物質性實體,從而閃爍着機械唯物主義的光芒。同時他又把倫理道德規範的“中”作了非科學的抽象,並把這個抽象化了的“中”也規定為“道”的內涵,因而其哲學變革還深受着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在認識論方面,鄭觀應對中國傳統的名實關係、知行關係等理論,賦予了西學的內容,主張學以致用,行而後知。

在發展觀方面,鄭觀應提出了具有新學內容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常與變等問題。他從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出發,認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從事於對社會的改造。在常與變問題上,鄭觀應提出“以西學化為中學”的命題,在發展觀上具有着質變的意義,但是,鄭觀應最終還是肯定了“器可變,道不變”,從而在方法論上陷入形而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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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鄭觀應的發展觀是一種承認漸變乃至承認突變,而又歪曲突變的漸變論。這是資產階級既要求改造封建生產關係,而又妥協於封建等級制的形而上學的一種特殊形態。在中國近代哲學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來的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產生直接的影響。鄭觀應不是衞道者而是改革者,鄭觀應主張國家富強之本,在開議院,中國應仿效英、德兩國議院之制,實行君主立憲,其餘各種興革都不過是末。不應把鄭觀應的哲學觀點與政治觀點混為一談。

文學思想

鄭觀應在詩歌與社會關係方面,主張“直記時事”、“寓意規諫”;在詩歌與感情關係方面,主張“吟詠性情”,“暢敍襟期”;在詩歌與形式關係方面,主張“不拘格調”、“不取法古人”;在詩歌與語言關係方面,主張“力掃靡詞”、“文字尤貴顯淺”。在近代詩歌口語化和白話化的道路上,鄭觀應確乎比頗負詩名的黃遵憲邁進一大步。鄭觀應詩歌的內容以實業詩最負盛名,它反映了振興實業的目的、內容、措施和保障。鄭觀應詩歌的風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氣干雲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樸實的一面。其詩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飾,隨事隸詞,稱情而言”的特點。其詩雖以直抒胸臆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動、富有詩意的描繪。其詩歌在題材的開拓、觸覺的敏鋭、思想的深度諸方面,堪稱走在同時代詩人的最前列。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貫穿着“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説“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宂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説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

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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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書中宣稱:“欲攘外,亟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此,他提倡“其應興鐵路、輪舟、開礦、種植、製造之處,一體準民間開設,無所禁止”,同時他指出,僅學習西方技術而不進行政治改革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必將失敗,必須在中國立即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該書問世後,受到知識界重視,有力地推動了維新變法思潮的廣泛傳播。

人物故居

鄭觀應故居位於廣東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為硬山式磚木結構,前後兩進,中間天井曾加蓋改為住房,面積約204.5平方米。該故居為鄭觀應於1903年出資為其父鄭啟華而建。現故居門額鑲嵌一塊長2.35米、寬65釐米的石匾,楷書陰刻“秀峯家塾”四字,落款“光緒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牆畫。屋內保存有木雕鏤空神樓、神台,並雕有人物、花鳥、獅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藝術特色。屋內還存有“奉旨出使暹羅查辦事件”、“欽命廣西分巡左江兵備道”兩塊木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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