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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湯家坪。清朝咸豐以後,連年戰亂、災荒。湯氏祖輩多是讀書人,不善理財,故而家道中落。其父湯麓泉是位鄉紳,為維持家計設塾館教書。湯飛凡是他的次子,幼名瑞昭。湯飛凡6歲時,就讀於何忠善創辦的義塾。湯何兩家是幾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鍵與湯麓泉過往甚密。何鍵除讀經史外還修新學,見飛凡讀書勤奮,認為是個可造之材,特地為他輔導算術和自然。湯飛凡天賦並不過人,但倔犟好勝,學習極為刻苦,進步很快。清末廢除科舉,湯麓泉決定送他進學堂。湯飛凡遂於12歲那年隨叔父到長沙,進了城南小學。

湯飛凡幼年常聽父老談論維新、改革,“學西方、學科學,振興中華”。這些思想不知不覺地透進了他幼小心靈。他從小在家鄉看到窮苦農民貧病交加,中國被人譏笑為“東亞病夫”,就立志學醫,意欲振興中國的醫學。小學畢業後,由於沒有學醫的機會,他考進甲種工業學校。1914年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首屆招生,湯飛凡報名投考。湘雅入學考試要考英語,但他沒有學過,他未氣餒,請求主考的美國牧師胡美暫免試英語,隨後補考。胡美被他的勇氣和決心所感動,答應了他的請求。他終於被破格錄取了。此後,他開始拼命學習英語,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變成高度近視,終於克服了英語語言障礙。這件事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使他樹立了一個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後,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湯麓泉只好解散塾館,這樣一來,湯家的經濟更加困難,對湯飛凡和他弟弟(湯秋帆在武昌讀文華大學)的學費,難以供給。湯飛凡在醫院藥房找了一個調劑生的工作,並當了英語家庭教師,掙了錢補貼自己和弟弟的費用。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第一班招生30名,但經嚴格考試選撥,到1921年畢業時只剩下10名,湯飛凡是其中之一。他這七載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學艱苦得多,但卻鍛鍊了他的堅強意志。

湯飛凡是什麼人?湯飛凡人物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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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微生物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傳染病的致病菌被一個跟着一個地發現,使湯飛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個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學生,因有重要發現被稱為“東方的科赫”。湯飛凡對人説:“中國為什麼不能出一個‘東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決心,樹立了自己的奮鬥目標。1921年,他自湘雅畢業,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該系的教授田百祿注重實驗,強調基本訓練,凡來進修的都要從準備工作開始。這些工作簡單而煩瑣,日復一日地重複,十分單調。一般進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乾的活,迫於規定,不得不走個過場。湯飛凡則不同,他幹得非常認真,還常幫助做實驗的人觀察動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試驗結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祿的注意,不久被提為助教。湯飛凡在協和進修三年多,讀了許多書,紮紮實實地掌握了各種實驗技術,並確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則:搞科學研究必須手腦並用。

1925年,湯飛凡被推薦到美國深造,進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聞名的學者,他的研究重點正轉向立克次體、病毒等微生物。他見湯飛凡訓練有素,就叫他直接參加了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此時病毒學正處於拓荒時期,湯飛凡參加了開拓者的行列。

1928年秋,湯飛凡接到顏福慶的信,希望他回國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前身)任教。顏福慶是中國第一代現代醫學教育家,曾任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校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當時任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他主張公醫制,反對私人開業,這對湯飛凡有一定影響。顏福慶在信裏沒有向湯飛凡許諾什麼“良好條件”和“優厚待遇”,而是如實地擺出了困難,希望他回國共圖祖國的醫學教育大業。湯飛凡本就有着振興中國醫學的志向,但只不過是抽象的理想,顏福慶的信將使他的抽象理想變成現實。湯飛凡在哈佛與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進展很順利。顏福慶的邀請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國的召喚使他下了決心,終於在1929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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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飛凡到任時還沒有細菌學系,更沒有實驗室。湯飛凡把自己的顯微鏡也捐了出來,才勉強裝備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但他沒有等待,他除了教學,利用簡單的設備開始了研究工作,自1930年起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1932年醫學院脱離中央大學而獨立,更名為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為正教授。同年,他應聘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該所經費較充足,設備齊全,湯飛凡才有了進行較複雜研究的機會,他除了繼續研究病毒外,還作了不少傳染病病原學工作,如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炎等的研究,還開始了當時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20餘篇,可謂一帆風順,但八一三事變爆發,打斷了他的工作進程。

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不到一個月,平津淪陷。1937年8月13日,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抵抗。上海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熱愛祖國的湯飛凡再也不能安心於試驗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試驗室參加了上海前線救護醫療隊,到離火線只有數百米的急救站搶救傷員。湯飛凡在醫療隊日夜冒着炮火搶救傷員,三個多月裏只回過兩次家。他在前線雖時刻有被炮彈擊中的危險,但目睹了許多戰士英勇犧牲的情景,使他忘卻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開朗,精神振奮,似乎多年來因見國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鬱積起來的壓抑一下子得到了抒發。上海淪陷,他回到租界,雖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壓抑卻又無情地向他襲來。華北大片國土淪喪,上海淪陷不久南京失守,日軍向華中腹地步步逼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哪裏還有心思搞研究!他對夫人何璉説:“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東西,作了亡國奴,又有什麼用?”湯飛凡整天憂心如焚卻不知幹什麼好,這時,正好接到當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衞生署署長的顏福慶從武漢的來信,約他去長沙主持中央防疫處遷往內地的重建工作。中國連年發生戰爭和天災,瘟疫流行猖獗,恢復防疫處顯然是迫切需要。湯飛凡沒有猶豫,攜夫人奔往長沙,不久擔任了中央防疫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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