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鬱廉(1914—2010)一生充滿傳奇。前半生為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後半生師從黃君璧,成為卓有成就的女畫家。讀《白雲飛渡》,不禁神往張鬱廉的風采,宛若張充和、齊邦媛一流人物。
《白雲飛渡》原為張鬱廉寫給兒孫的自傳,經過旅美作家劉荒田的文字潤色,再由張鬱廉的公子孫宇立選出近百幅珍貴的老照片,印成一本精美的傳記。杜南發在《序言》中説:“整部文稿是一份自傳,是一位知識女性在那個新舊交替社會的真實人生,更是那個風雲激盪大時代的一個剖面。淡淡的筆觸,娓娓敍述着一個大時代的苦難和悲辛,戰爭生活的殘酷,一個個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讀來令人感慨良多。”
張鬱廉1914年在哈爾濱出生。父母為她取名“聚聚”,後來父親告訴她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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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鬱廉的養母瓦娃是白俄貴族,將她從兩歲撫育到十九歲。晚年張鬱廉回憶:“當我冷靜、仔細地回首一生遭際,深深感到,在寄養家庭度過的10多年,從懵懂無知的兩歲直到高中畢業,瓦娃的愛護和教育,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階段是何等珍貴。可以説,有今日的我,我這個人尚有可取之處,能受到子孫和朋友們的敬重,都是‘瓦娃’所賜。”
1934年9月1日,張鬱廉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學報到。選科時除專業外,可側重某學科作為副修,張鬱廉主修教育,副修新聞。她選修了一位外籍教授講授的“心理學”。這位教授特別提醒學生,要分清“目的”和“手段”,“手段”是達到“目的”的途徑或工具,但人們往往把“手段”誤當成“目的”。他舉了個淺近的例子:週末,三五同學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利用假日紓緩身心壓力,娛樂一番,最後決定進城看場電影、逛街。走到校門口,發現最後一班校車已離去,不能進城,電影看不成了。這時,有的同學聊天、下棋或打球、遊湖,一樣愉快。另外兩個同學則為了看不成電影而失望、氣憤,掉頭返回宿舍,整個晚上悶悶不樂。人生途中常會遇到挫折和失敗,挫折和失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為達到“目的”,“手段”是可以改變的。重要的是要認清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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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大學,張鬱廉認識了周光瑚。在書中,周光瑚的故事還有後續:“她抗戰前離開燕大到英國留學,繼續讀醫科。政府宣佈對日抗戰時,她放棄了在英的學業,返國參加抗戰,在輪船上遇到年輕英俊的軍官唐保黃,兩人一見鍾情,返抵國門就結婚了。唐在重慶軍事機關服務,光瑚在家看護初生女兒蓉梅。那一段時間我們常常見面,也十分談得來。不久,唐保黃被派到倫敦,任我國駐英使館武官。我結婚時所穿的棗紅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藍色鞋等物,就是光瑚託人從英國帶給我的。抗戰勝利後,唐保黃先回國就任某師師長職務,被派赴瀋陽附近打虎山駐防。他赴任前曾來看我們,對新職表示滿意,但對駐防‘打虎山’有些疑慮,他説:‘我屬虎,派駐打虎山好像不太妥當。’果然,上任不久死於國共內戰。光瑚沒有馬上回來,留在英國讀完醫科,獲醫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曾在馬來西亞、香港等地行醫,並以‘韓素音’為筆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寫的小説,其中《生死戀》一書轟動一時,後被好萊塢拍成電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設於漢口的蘇聯塔斯通訊社擴充業務,增加工作人員,而張鬱廉的條件正適合:會俄語,大學副修新聞。經朋友推薦,馬上被錄用了。當時張鬱廉已借讀國立武漢大學,只好申請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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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年底,張鬱廉初到漢口蘇聯塔斯通訊社上班,社長羅果夫先讓她學習使用俄文打字機,然後讓她把每日中文報紙上的消息翻譯成俄文。
戰雲密佈之際,莫斯科塔斯社總社派來數位軍事記者,社長羅果夫就分配張鬱廉隨同這批記者到徐州戰區,協助採訪。張鬱廉寫道:“我們到過的最前線,是槍林彈雨中的國軍旅部。
在槍炮聲中,旅長覃異之接見我們,詳細講解、分析前線的戰況,不厭其煩地回答記者們提出來的問題。我們離開旅部時,旅長覃異之對我説:‘你是到最前線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記者,使我敬佩。這支德制勃朗寧小手槍送給你,需要時拿來自衞。’我帶着這支小手槍,輾轉於魯南、湘鄂、長沙、武漢、重慶,到成都燕京大學續讀大學四年級時才賣掉,錢拿來作路費和學費。”一路的戰地採訪,在張鬱廉筆下,真實而讓人驚心動魄。
1939年,張鬱廉一行到了延安。她回憶:“我們被安排到招待所住宿,那是一座面積不小的窯洞,有數間卧室和客廳,牆壁是石灰粉刷過的,牆上掛着列寧和毛澤東像,有電燈和軍用電話。抗日大學坐落在招待所山腳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是新搭成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是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徵的羅瑞卿,他接見了我們。每天早晨天初亮,聽到抗大學生在操場上洪亮的歌聲。雖然我沒有機會採訪毛澤東,但他接見了我們。在一場露天演講會上,和他握過手,並坐在人羣中聽他講話。也看到年輕活潑的江青,她梳着兩條短辮子,手拿照相機,跑來跑去給毛澤東拍照。”
1940年6月,張鬱廉離開了蘇聯塔斯社,於1943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學畢業。1943年9月起,張鬱廉加入中央通訊社,社長是蕭同茲。“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採訪戰地新聞的女記者”——這是當年蕭同茲對張鬱廉的稱譽。
1944年,張鬱廉和孫桂籍結婚。孫桂籍33歲,張鬱廉30歲,相識已整整22年。
1947年,孫桂籍被任命為長春市市長。到任時,長春外圍仍在林彪大軍重重包圍中,鐵路及公路交通中斷,軍糧、軍餉都靠空中補給。孫桂籍時年36歲,市民多以“青年市長”稱之。張鬱廉寫道:“由於燃料供應中斷多時,庫存告罄,只好停止發電。停電前,桂籍通知工務局將所屬的數十輛電車停在車庫。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務局長、同學兼好友孫宏濟是潛伏的地下共產黨員,他提早停電,故意把電車如棋子般停在市區要道,阻礙交通。”原來“潛伏”的故事,確是史實。
1949年,孫桂籍和張鬱廉一家赴台。1950年年底,張鬱廉到温州街十八巷師大宿舍拜見黃君璧,行禮如儀後,成為黃君璧的最早期門生之一。張鬱廉的後半生進入了藝術的世界。
張鬱廉這本自傳原來只是寫給兒孫看的,無出版之意,故後半生的故事並沒有寫完。於是,她的兒女孫宇立、孫宇昭補記:“1980年代中期起,母親無論在台灣、新加坡還是出國旅行,都帶着筆記本,常靜坐一隅沉思,記筆記,着手寫下了這本回憶錄。母親原是一介平凡小女子,在動盪的大時代,親歷悲歡離合、國破家亡的民族悲劇,在無奈的隨波逐流中掙扎求存,終於譜就她這一段不平凡的生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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