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青島危急,舅舅王統照舉家遷往上海,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全家人隱姓埋名,生活陷於困境。舅舅仍然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寫出了大量作品,出版了兩本抗戰詩集。舅舅在上海期間,仍有眾多好友登門,鄭振鐸曾送來一袋大米,無疑雪中送炭；風度翩翩的巴金是呂班路的常客。到了1944年7月,舅舅作為作家主要收入的稿酬和版權收入已基本斷絕。
全家遷滬隱姓埋名四處避害生活困難
七七事變後,日本軍艦炮艇雲集膠州灣,青島危急。舅舅便返青接來家人。當舅舅全家到達上海時,正是“八·一三”事變的第二天。隨後,母親帶着我的哥哥、姐姐和我乘船前往上海投奔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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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2日,國民黨軍隊棄守上海,日寇佔領上海四郊、蘇州河以北地區、南市和滬西,只有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國的“法租界”未被佔領,形狀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孤島”,直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部淪陷為止,史稱“孤島”時期。當時為了避免日寇的迫害,舅舅遷居於法租界呂班路256弄7號內的一個白俄公寓中,舅舅租了四間房,樓上兩間,樓下兩間。報户口時,舅舅改名為王恂如,籍貫為山東益都,職業為書店職員,兼業中醫。同時把我們安排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後來又遷居到雷米路。當時我父親丁叔言已參加了國民黨駐山東部隊的抗日活動,所以舅舅給我的母親改名為王淑儀,我們姐弟改姓陳。
我隨舅舅在上海生活的六七年,正是他的困難時期。舅舅的微薄收入難以維持家庭消費,而我父親參加抗日後,在安丘山區打游擊,山東已淪入日寇之手,母親和父親的聯繫完全斷絕,只偶有可信之人幫忙捎個信報平安,經濟供應已無能為力。我們的生活陷入困境,舅舅要盡力支持,好在舅母善於精打細算,勤儉節約,任勞任怨,從來不發怨言。雖然困難,但是舅舅的朋友到來她總是熱情接待,舅舅家中客人不斷。母親常到舅舅家,我也樂意跟去,找大表哥濟誠輔導功課,找三表哥立誠玩耍。但我害怕二表哥金誠,他出生不久即患重病,為了搶救,服下猛藥重藥,性命保住了,神經卻受了傷害,成為舅舅的最大負擔。舅舅不得不請來族人王青誠專門幫忙看管、照料二表哥,我們都叫他“王五哥”。二表哥有時把我舉得很高,我害怕了,就求救於王五哥。王五哥大喊一聲“放下”,二表哥就會聽話地把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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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孤島筆耕不輟,出版抗戰詩集奏響戰歌
這個時期,上海文藝界人士主要是在“租界”內活動,他們稱之為“孤島”時期。舅舅身陷“孤島”,但仍寫出了大量抗戰主題的作品。
1938年4月,舅舅的抗戰詩集《橫吹集》出版,1940年4月又出版了抗戰詩集《江南曲》。有一次舅舅拿了一本書給我母親看,這本書就是《橫吹集》。母親讀了之後曾對我説《上海戰歌》這首詩使她特別感動,並找出其中的兩段讀給我聽,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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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曾憂怖這江頭迷場的毀滅?
誰還擔心這地方的‘元宵夜夜’!
在敵人的血雨中我們需努力求活,
求活――搏擊,高呼,東,西,南,北,我們的國魂速歸來些!”
“火灼的,鋼刺的,這歷年來的積恨,
像哲學家,我們太無用了,
慨歎着人類的愚蠢!
有今朝,一江春水紅遍了兩岸,
為民族,為我們的苦難者,
我們還將一江血水還報敵人!”
1938年8月21日,舅舅在《文匯報·世紀風》發表了一首《你的靈魂鳥》,發出了對青年朋友的熱情呼喚,其中有這樣一段:
不要讓黑暗阻礙了你,
有多少燭光在半天輝耀。
不要驚惶羣狼狗的嗥叫,
陰影中當心毒蛇的圍繞。
更不必震怖這空前風暴,
在你頂上,有你的“靈魂鳥”!
葉聖陶自願當校對,困境中鄭振鐸送來大米
舅舅在“孤島”時期,文藝界的朋友頗多。當時我見到的或聽説的,印象最深的有葉聖陶、鄭振鐸、茅盾、巴金等。
葉聖陶中學畢業後一度失業,後來寫了不少作品。1930年,他轉入開明書店,從事編輯工作。我和表哥都稱他為葉老伯。舅舅和葉老伯在“五四”以前早就有文字之交,“五四”之後的1922年,葉老伯到北京大學教書,兩人見面,成為好友,同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舅舅寫長篇小説《山雨》時,動筆之前的構思先在上海江灣和葉老伯討論過。《山雨》初版是葉老伯題寫的書名,並且親自為舅舅校對的。所以舅舅在《山雨·跋》中寫道:“《山雨》在開明印刷時,聖陶兄自願替我校對,這不但作者應當十分感謝,而且是這本書的光榮。”
鄭振鐸曾創辦《文學週刊》與《小説月報》,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他與茅盾兩人早年在北京讀書時,曾經共同參加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都是舅舅的老朋友,對舅舅的為人和學識都很瞭解。所以共同推薦舅舅主編《文學》。鄭振鐸擔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時,又邀請舅舅去講中國文學。
到了1944年7月,舅舅的生活已十分困難,鄭振鐸託人買到平價大米,送給舅舅一袋。當時鄭振鐸住在愚園路的洋房中,我的三表哥王立誠曾跟隨舅舅一塊拜訪過鄭振鐸,鄭振鐸還在三表哥的紀念冊上題了字,他寫的是:“經過了我們這個苦難的時代,你們應該是一個光明的幸福的時代吧!書贈立誠小友。”
收入來源幾乎斷絕,吃苞米麪和豆腐渣度日
巴金1920年進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1922年2月曾在舅舅當過主編的《文學旬刊》上發表詩歌《被虐者底哭聲》12首,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
巴金1927年赴法國留學,寫成了處女作長篇小説《滅亡》,發表時開始用“巴金”這個筆名。回國後曾在上海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擔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報》的編委,並和茅盾共同主編《吶喊》雜誌,其間寫下不少充滿愛國激情的詩文。
舅舅搬到呂班路之後,巴金是舅舅家裏的常客。巴金先生也給三表哥寫了一段題字:“忠實地生活,熱烈地愛人。幫助那需要愛的,反對那摧殘愛的,記住!青春是美麗的東西!書贈立誠弟”。一個著名的作家,稱朋友的孩子為弟,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我想這大概是他謙虛吧。有一次我在舅舅家見到了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裝,風度翩翩,十分瀟灑。舅舅對我説:“這是巴金先生,叫叔叔!”我一時慌張,按日常習慣喊出“巴叔叔好”,喊出後一想,巴金並不姓巴,覺得很不好意思。但巴金先生並沒有介意,他笑了,説:“以後就叫我巴金叔叔吧!”舅舅也笑了。
到了1944年7月,舅舅的生活已十分困難,作為作家主要收入的稿酬和版權收入已基本斷絕。舅舅雖為開明書店的編輯,但由於開明書店的經理張錫琛被日本特務逮捕,工資也難以發出。舅舅全家和我們的經濟來源幾乎完全斷絕,只能吃苞米麪、豆腐渣勉強度日。當時大表哥濟誠已於1938年末繞道中國香港、越南轉赴四川樂山,進武漢大學數學系讀書。舅舅決定讓舅母和王五哥、金誠、立誠表哥回山東青島,母親帶我們幾個孩子回到山東濰縣。只舅舅一個人留在上海和文藝界的朋友們堅持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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