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曼不僅是陳獨秀的生活伴侶,還協助編輯《新青年》雜誌
1919年6月29日,《每週評論》上發表了胡適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話:“你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請再讀他在《每週評論》第25號裏的一條隨感錄。”
胡適提到的這條隨感錄是陳獨秀以筆名“隻眼”發表的《研究室與監獄》,文中説:“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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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一斑而知全豹。只看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陳獨秀不是一般人。事實確實如此。陳獨秀,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這樣一個開創新時代的人物,自小就異於常人。
從小異於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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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879年出生於安徽安慶,自小隨人稱“白鬍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所謂三歲看老,祖父對陳獨秀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成龍上天,成蛇鑽草,淪為打家劫舍的地頭蛇,總之不可能成蟲、成熊。陳獨秀倒也“爭氣”,終其一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祖父的這個評語。
17歲那年,陳獨秀參加科舉考試,題目是“魚鼈不可勝食也材木”。他覺得試題狗屁不通,於是忽發奇想,弄了一堆難字和生僻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地填滿試卷,然後樂顛顛地回家了。回到家後,大哥問他要草稿,看完之後,一個多鐘頭沒有説話,陳獨秀這才覺得玩笑似乎開得有點大。不想,這篇不通的文章鎮住了不通的老師,結果,陳獨秀不但中了秀才,還是頭名。這下,陳獨秀的大哥徹底懵了。
懵懵懂懂開啟了感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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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小小年紀就中秀才之首,頓時揚名四野八鄉,上門提親者絡繹不絕。最後,陳家長輩選中了安徽統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次年(1897年)8月,兩人拜堂成親。陳獨秀的感情生活就這麼懵懵懂懂地開始了。
高曉嵐是個舊式女人,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誨,大字不識一個。而陳獨秀雖説胡鬧,但學識淵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還通曉英、法、日三國語言。新婚伊始,陳獨秀就命令高曉嵐必須認字。偏偏高曉嵐性格倔強,死認古訓,就是不認字。這兩個年輕人,一個新潮、一個守舊,都倔強地不服對方。於是,度完蜜月,兩人一輩子的話也就説完了。不過,當時陳獨秀還年輕,整天忙得不亦樂乎,所以對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並不在意。
從1901年開始,陳獨秀數次東渡日本,結識了蘇曼殊、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士釗等革命黨人,見識更長。回國後,他就開始忙活起來。他曾獨自一人辦了一份報紙,反響出奇的好,全國各地都有訂户。有些讀者不知道是一人辦報,寫信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他還曾在安徽公學兼任國文教師,上課時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全不把綱常名教、師道尊嚴放在眼裏。
帶小姨私奔
1909年,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來到安慶,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是個標準的文學女青年,性格開朗,而且長相出眾,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讀書時就讀過陳獨秀的文章,對這個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見了真人,常常纏着他問這問那,陳獨秀也是欣然輔導。
兩人年齡相近,情趣相投,時間久了,難免擦出火花。或許是因為包辦婚姻,陳獨秀就有了一份出軌的理由。而高君曼對於姐姐,或許是因為同父異母,便少了一半自責。總之,兩個叛逆的年輕人於1910年公開同居,繼而宣佈他們要正式結婚。雙方父母都覺顏面無光,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大罵逆子叛女玷辱門風,至於成親那是萬萬不會同意的。陳獨秀見正式結婚不太可能,索性帶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過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感情漸冷 分道揚鑣
1915年初夏,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著名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每週評論》,提倡新文化,兩人一南一北,遙相呼應,歷史上俗稱“南陳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當上了陳教授夫人。至於高曉嵐,則悄無聲息地退居幕後。1930年,高曉嵐去世,生前與陳獨秀育有三子二女。
從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間,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樹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高君曼始終相伴左右,不僅是他生活中的伴侶,也是他事業上的支持者與助手。她幫助編輯出版《新青年》雜誌,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充當聯絡員,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坐牢。兩人度過了來自外界的一個個難關,但最終還是在感情這個難關上卡殼了。
自1922年起,兩人感情逐漸冷淡。據陳獨秀友人回憶:因陳獨秀與高大眾結婚後經常外出從事進步政治活動,在家時間很少,再加上夫妻間的感情本不和諧,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兩人最終發展到拳腳相向。他的幾個兒子“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對父頗少感情,而獨秀亦公而忘私,父子間極不相得”。事實上,陳獨秀對於孩子也缺乏必要的關心,如稍後陳獨秀與高君曼同居上海時,高氏時時向陳獨秀友人潘贊化哭訴:“獨秀性情與人不同,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説數次,但總不以為然,説姑息養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資格代我懇求獨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説其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是他姨母,又是繼母,他們也很馴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誰能諒我?”而當潘贊化向陳獨秀提起此事時,陳獨秀還“以為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無奈之下,高君曼於1925年帶着一兒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別,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原文來自國家人文歷史的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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