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藻(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江蘇江陰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妻子為著名作家冰心。
1917年考入清華學堂。1923年赴美國留學，進入達特茅斯學院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後又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系，獲博士學位，並榮獲了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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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與冰心(謝婉瑩)結婚，任燕京大學教授。 著名學者費孝通、林耀華、黃華節、瞿同祖、黃迪、李有義、陳永齡均曾師從吳文藻先生。
1938年在雲南大學任教。1939年創立社會學系，並建立了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站。
1940年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對邊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問題進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併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在此期間，吳文藻廣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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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文藻滿懷愛國熱忱，於1951年返回祖國。 1953年任民族學院教授、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誌教研室主任。1959年後從事編譯工作。
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1980年被聘為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 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據吳文藻的遺囑，沒有進行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經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學從1996年開始設立吳文藻文化人類學獎學金以獎勵後進。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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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吳文藻在清華學堂就學，五四運動的浪潮就激起了吳文藻的愛國熱情，吳文藻毅然加入，並積極書寫愛國反帝宣傳品。五四運動後，吳文藻閲讀了大量孫中山、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和教育，從而奠定了吳文藻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吳文藻先生對當時中國貧窮落後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認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於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落後，而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首先應該學習西方比較先進的科學與文化。在美國，吳文藻如飢似渴地學習現代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學習和研究之中。先後學習了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統計學、人口學、邏輯學、倫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眾多的課程，並且還擠出時間學習了法文和德文。
在吳文藻看來，西方社會的富強與科技進步，正是在於掌握了這些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中國要想強大起來，就必須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進技術與科學文化的人才。吳文藻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的思考，在吳文藻的博士論文《見於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裏有着深刻的展現。除此之外，吳文藻還認為，中國社會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問題有待於研究，因此，吳文藻決心選擇社會學和民族學為終身專業，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這兩方面研究，提出改變中國社會落後狀態的合適方案。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支持下，吳文藻在博士學位尚未公佈的情況下就回到了祖國。當年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設有"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原先採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脱節，吳文藻先生到任後，便親自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種漢文教材，並且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
1933年，吳文藻先生擔任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這一職務的獲得給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主張的吳先生帶來了更多便利。吳文藻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文藻先生把此概括為"社區研究"。吳文藻説，"社區研究"，就是對中國的國情"大家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考察邊疆的部落或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瞭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瞭解社會歷程;甚或對於靜態與動態兩種情況同時並進，以瞭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早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吳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吳先生當年所提出的這一目標仍然沒能實現。這當然有着其特殊的歷史原因。
1949年以前，吳文藻先生的社會學中國化主張和社區研究倡議，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國民黨政府的冷遇。儘管吳先生及一些學術界的同仁們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卻未能在全國學術界引起重大反響，因而也沒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後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北京淪陷，吳先生只得流亡雲南，燕京社會學系的其他人員也流散四方，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和社區研究便這樣半途夭折了。儘管如此，在雲南期間，吳文藻先生仍在雲南大學創立了社會學系，並主持成立了實地調查工作站。之後在抗戰期間，吳文藻先生曾參加過一次由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央設計局組織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對以新疆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束後，吳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問題向當局提出一些建議，此時，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吳先生對該書不承認中國多民族存在的事實非常反感，但在當時，只能以不寫原計劃中規定的調查報告來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議。1949年，吳文藻在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外交組組長和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期間，吳文藻先生聽到了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吳文藻心中非常興奮。
1950年6月，吳文藻斷然辭掉了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退出代表團，並與國內取得聯繫，於次年懷着報效人民的滿腔熱情回到了祖國懷抱。回到了中國的吳文藻先生雖然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然而吳文藻一生為之奮鬥的社會學卻與其吳文藻相關學科一樣，遭遇了被取消的命運。1953年10月，吳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此後就致力於研究國內少數民族情況。吳文藻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歷史系"民族誌"研究室的主任。此時的吳文藻只能極力實踐"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後的吳文藻先生所從事的基本上是內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即使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1959到1966年期間，吳文藻與費孝通(已先被劃為右派)共同校訂了少數民族史志的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會學新書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的釋文等，還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以及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此外，吳文藻還與費孝通共同蒐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為了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之行，吳文藻和冰心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被從下放勞動的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
1931年，在燕京求學的費孝通因病住院，使得費孝通沒有能得到當年的學分，為此不得不延長一個學年。這延長的一年，對費孝通一生的學術和生活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吳文藻得以從容安排得意門生此後的學習與研究，讓費孝通去讀了清華的社會學系的研究生，為後來把費孝通引薦給當紅的英國功能人類學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奠定了基礎，此舉將費孝通領上通往國際人類學前沿地帶的階梯。也是在這一年裏，美國社會學界領銜人物之一羅伯特·帕克應吳文藻先生之邀來華講學，吳文藻帶領學生走出書本和課堂，多接觸實際生活，使費孝通一生鍾情于田野調查。
在吳文藻看來，要使事業不中斷並且發達興旺，就應造就幾代人的梯隊。吳文藻主持下的燕京社會學系，先後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國內的一些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他們的調查成果，在吳先生的幫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發表了。這些調查成果儘管存在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但在當時，對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建設卻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研究也起了相當重要的積累資料作用。
1979年，21歲的王慶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師從吳文藻先生門下。王慶仁對第一次去拜見恩師的情景記憶頗深:十多本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原版書擺在書桌上，那是吳文藻先生要求王慶仁在兩個月內要看完的!在吳文藻先生門下幾年，王慶仁教授對恩師平和寬厚的長者風範更是有了深切的體會:吳文藻的藏書可以毫無保留地借給學生看，並把自己做的卡片夾在裏面，作為參考。"吳師做事情非常仔細。仔細到吳文藻看我們的稿子，是一個字一個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麼地方落一個字母，吳文藻都能給你糾正過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現的時候，吳文藻還是會心平氣和地給你指出來，從來不批評學生。"多年以後，回憶起這些細節，王慶仁仍感慨良多。
作為師長的吳文藻注重的是學生學問的長進，至於學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戀愛問題，吳文藻則很少過問;倒是冰心老人經常和學生有説有笑，學生的生活問題甚至戀愛問題都在冰心老人關懷之列。這一點好像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習慣:吳文藻先生最初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等人的戀愛結婚，都是冰心幫忙操辦的。
1966年，"文革"爆發，二人都靠邊站，住牛棚。1979年，吳文藻重新工作，帶民族學院的研究生，為民族學的中國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與自己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遺囑把三萬元存款捐給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獎學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與世長辭。吳文藻早就説過:"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吳文藻先生的錯劃問題徹底平反後。吳文藻與冰心夫妻之間更是相親相愛，相敬如賓。都是一樣的不服老，不間斷地從事着寫作和學術研究，晚年的生活可謂豐富、和諧、充實、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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