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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窮(1909年7月11日——2005年1月8日),原名宋韻琴,曾用名宋紹梧,男,生於湖南省瀏陽縣烏石壠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192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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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窮幼年讀過私塾。1922年考入本縣金江高級小學。畢業後當過小學教員。192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

先後任瀏陽縣沖和區農民協會委員長、區黨委宣傳委員兼共青團區特支書記。宋任窮積極投身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組織帶領農民打土豪,鬥劣紳,分田地,減租、減息、減押,在鬥爭中接受革命的洗禮和鍛鍊。

1927年“馬日事變”後,任瀏陽縣工農義勇軍第四團第二中隊黨代表,參加了秋收起義。三灣改編後跟隨毛澤東同志上井岡山,任連黨代表,在紅軍中積極開展政治思想工作和發展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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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冬,敵人重兵圍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宋任窮隨紅五軍團轉移被打散後,以堅強的革命意志,歷盡千辛萬苦,重新找到紅軍。先後任紅四軍第三縱隊連政治委員、紅十二軍三十五師一零四團政委、四十四師一三零團政委,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五次反“圍剿”鬥爭。“寧都暴動”後,任紅五軍團三十八師政委、十三師政委、五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任中央縱隊幹部團政委。在突破國民黨軍隊四道封鎖線、強渡烏江、激戰土城、攻克遵義、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等戰鬥中,宋任窮和陳賡率紅軍幹部團為掩護中央軍委英勇作戰。

1935年5月,宋任窮率部日夜兼程160裏,搶佔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消滅駐守敵人,掩護紅一方面軍安全渡過金沙江,為實施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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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幹部團先後改編成紅軍學校特科團、隨營學校、紅軍學校,宋任窮任政治委員。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二十八軍政委,同軍長劉志丹同志一起率部英勇作戰,重創敵人,打通了陝北蘇區和神府蘇區的聯繫,為紅軍主力東征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劉志丹同志犧牲後,宋任窮任二十八軍軍長。

1936年任援西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負責接待失散歸來的西路軍官兵。抗日戰爭爆發後,宋任窮同志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訓處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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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率騎兵團和一個獨立支隊奔赴冀南,開闢平原抗日根據地,歷任東進縱隊政委,冀南軍區司令員、政委,冀南區黨委書記,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宋任窮參與指揮東進縱隊南征北戰,摧毀敵偽組織,擴大武裝力量,先後收復了廣宗、平鄉、永年、肥鄉等10餘座縣城,給不可一世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1939年6月,宋任窮全面擔負起領導冀南區抗戰的重任,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放手發動羣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宋任窮積極貫徹一二九師首長提出的在平原建立“人山”的思想,廣泛發動軍民展開挖道溝、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規模羣眾運動。在“百團大戰”中,宋任窮率部搗毀敵人正在修築的德西鐵路(東段)以及在冀南區修築的公路,斃傷日偽軍1500餘人,給敵人以沉重打擊。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宋任窮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指揮部隊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將進犯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逐出冀南,冀南抗日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在冀南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宋任窮率領機關幹部深入羣眾,積極組織生產自救,戰勝嚴重自然災害,極大地鼓舞了冀南抗日軍民的士氣。宋任窮領導的冀南地區瓦解敵偽軍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受到八路軍總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師的表揚。

1943年後,歷任平原軍區司令員、代理政委,平原分局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

1945年6月,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這期間,宋任窮積極貫徹黨中央“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指示,組織抗日軍民向敵偽軍展開全面大反攻,收復了廣大淪陷區,解放了邯鄲重鎮,使太行、冀魯豫根據地連成一片。

在八年抗戰中,宋任窮作為冀南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以卓越的組織才能、軍事才能和高超的領導藝術,領導冀南軍民為奪取抗戰的全面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宋任窮同志任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政委、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豫皖蘇中央分局書記兼豫皖蘇軍區政治委員、中原局委員、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委。

194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軍區政委。宋任窮帶領安徽人民組織數十萬民工日夜趕送軍糧,籌集渡江船隻,支援渡江戰役。

1949年4月,任南京市委副書記、南京市軍管會副主任,協助劉伯承同志進行接管工作。

1949年6月,為進軍西南作準備,根據鄧小平同志建議,成立了以宋任窮為團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於10月率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經河南、湖南,挺進大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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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20多年的革命戰爭中,宋任窮同志捨生忘死,南征北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任窮同志任二野四兵團政委、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省軍區政委、西南軍區副政委。宋任窮與省委的同志們一道認真貫徹黨中央針對雲南實際提出的方針,嚴格執行各項政策,清除匪患,醫治戰爭創傷,加強民族團結,尊重宗教信仰,恢復發展生產,穩定社會局勢,使雲南出現了黨、政、軍、羣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各民族和睦相處,社會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

1952年7月,任西南局第一副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宋任窮認真執行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十分關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使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宋任窮同志任中共中央副祕書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宋任窮協助羅榮桓同志主持軍委總幹部部的日常工作。在選調優秀幹部建立和充實解放軍各總部和軍、兵種機關,組建各類軍事院校,安排大批幹部轉業復員支援國家建設,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適應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幹部管理法規,特別是在建立軍銜制度和頒發勛章、獎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1956年11月,宋任窮同志任第三機械工業部(後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子能事業大規模建設時期的主要領導者。宋任窮團結部黨組成員,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研究制定原子能事業發展方針和規劃,組建原子能事業領導機構,選拔使用大批優秀幹部、科技專家和技術工人,為原子能事業順利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宋任窮經常深入到地質隊、礦山、建設工地和研究所,調查研究,指導工作,全面推進了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宋任窮堅持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始終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重視建立中國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業體系,開展科研工作,培養科技人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工業平穩有序地實現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礎,為國防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0年9月,宋任窮同志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在東北局工作期間,宋任窮認真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以及對東北局“工業支援全國,搞好農業,加強國防”的指示,率領東北三省省委,努力工作,精心組織,周密籌劃,恢復生產,渡過難關。在全國各項重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降低的情況下,宋任窮受周恩來同志委託親赴鞍鋼,多次組織保鋼奪煤會戰,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支援全國的任務。宋任窮注重調查研究,每年以大量精力深入基層、深入羣眾,走遍了東北三省一百多個縣。宋任窮十分注重抓典型,善於運用典型經驗指導工作。宋任窮積極支持和推動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積極推廣大慶油田經驗,努力支援“三線”建設。宋任窮高度重視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必須堅持正面教育和羣眾自我教育。在宋任窮的領導下,東北三省的形勢一年比一年好,到1965年出現了物價穩定、市場繁榮、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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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窮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宋任窮剛正不阿,堅持真理,對黨的信念毫不動搖,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崇高氣節。

1977年10月,宋任窮同志任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宋任窮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帶領部黨組成員,制定了全盤工作安排和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幫”,積極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撥亂反正,大膽平反冤假錯案,最廣泛地團結幹部羣眾,同時狠抓恢復科研生產秩序,調整各級領導班子,落實科技幹部政策,解決羣眾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強了團結,使七機部的各項工作走上了正常軌道,得到了幹部羣眾的廣泛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航天事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1978年12月,宋任窮同志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宋任窮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敏鋭性和高度責任心,把進一步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作為組織戰線貫徹全會精神的首要和緊迫任務之一。在宋任窮的主持下,研究制定了數十個有關政策規定的文件,經黨中央批准後貫徹執行。宋任窮日夜操勞,接待聽取了許多受迫害幹部的申訴和幹部羣眾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意見、建議,親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和複查結論。到1982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審查的230萬名幹部的複查平反工作,並對涉及120多萬人的歷史錯誤結論,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複查,作了正確的處理。特別是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有專業才能的知識分子得到使用,調動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安定團結,從組織上保證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為完成黨的這一歷史性的重大決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宋任窮堅定地執行黨中央關於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選拔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針的年輕幹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宋任窮在黨的建設、幹部培訓、老幹部工作、知識分子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宋任窮同志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宋任窮除了參加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繼續負責組織幹部方面的領導工作。

1985年6月,宋任窮同志積極響應黨中央關於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號召,與王震同志聯名向黨中央提出申請,主動要求退出第一線。

1985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

上將宋任窮的一生:黨的好同志

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宋任窮同志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對革命事業矢志不渝,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宋任窮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一生追求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宋任窮同志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自覺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堅決擁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思想上、行動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宋任窮同志具有共產黨人高尚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維護團結,顧全大局,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宋任窮同志不居功,不諉過,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勇於解剖自己,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勇於承擔責任。宋任窮同志遵守黨的紀律,始終遵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兢兢業業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工作。

宋任窮同志關心同志,愛護幹部,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宋任窮同志堅持羣眾路線,密切聯繫羣眾,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善於聽取各種不同意見,集思廣益,多謀善斷。他生活樸素,廉潔奉公,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贏得了廣大幹部羣眾的尊敬和愛戴。宋任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功勛卓著,德高望重。宋任窮同志的逝世,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

宋任窮同志的崇高品德和豐功偉績將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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