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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郊區奧克帕克,美國作家、記者,被認為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説家之一。

海明威的一生之中曾榮獲不少獎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授予銀製勇敢勛章;1953年,他以《老人與海》一書獲得普利策獎 ;1954年的《老人與海》又為海明威奪得諾貝爾文學獎。2001年,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與《永別了,武器》兩部作品被美國現代圖書館列入“20世紀中的100部最佳英文小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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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愛達荷州凱徹姆的家中用獵槍自殺身亡。

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錯綜複雜,先後結過四次婚,是美國“迷惘的一代”(Lost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對人生、世界、社會都表現出了迷茫和彷徨。他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他是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海明威的作品標誌着他獨特創作風格的形成,在美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人物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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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內斯特·海明威出生於奧克帕克,他在瓦隆湖接受了洗禮儀式。海明威的童年時光大多在瓦隆湖的農舍中度過,小時候喜歡讀圖畫書和動物漫畫,聽各類型的故事。喜歡模仿不同的人物,對縫紉等家事亦很感興趣。海明威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在音樂上有所發展,但海明威卻承襲了父親的興趣,如打獵、釣魚、在森林和湖泊中露營等。因此從小在瓦隆湖的農舍中度過的海明威,很熱愛大自然。

1913年到1917年間,接受高中教育的海明威,學業、體育上成績優越,在英語方面天賦突出。在初中時,為兩個文學報社撰寫文章的他有了首次的寫作經驗。升上高中後,他更成為了學報的編輯。有時他會使用“Ring Lardner Jr.”這筆名寫作,以紀念他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拉德納(Ring Lardner)。高中畢業之後,拒絕入讀大學的海明威,以18歲之齡到了在美國舉足輕重的《堪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當記者,正式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在《堪城星報》工作了6個月的過程中,海明威受到了良好的訓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顧父親的反對的海明威,辭掉了記者一職,並嘗試加入美國軍事以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鬥情況。海明威由於視力缺陷導致體檢不及格,只被調到紅十字會救傷隊擔任救護車司機。前往意大利前線途中,他在德國炮火轟炸之下的巴黎逗留。他並沒有在安全的旅館停留下來,反而儘量接近戰場。海明威在意大利前線目睹了戰爭的殘酷:米蘭附近的一座彈藥庫爆炸,一個臨時停屍場中的女屍多於男屍,令海明威極為震驚。1918年7月8日,海明威在輸送補給品時受傷,並把意大利傷兵拖到安全地帶,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他銀製勇敢勛章。後來,海明威在米蘭一個美國紅十字會的醫院工作。他早期小説《永別了,武器》的創作靈感來源於此。海明威把自己當作小説中的主人公,進行本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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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海明威遷往安大略省多倫多,居於公寓。居住期間,在《多倫多星報》找到工作的海明威他成為自由作家、記者和海外特派員,並結識了星報記者莫利·卡拉漢(Morley Callaghan),建立友誼。

1920至1921年間,在芝加哥北部附近居住的海明威為一所小報社工作。1921年,海明威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察遜(Hadley Richardson),並在9月遷到了芝加哥北部的三層公寓居住。到12月,海明威一家遷出國外,再沒有回到那裏居住。在巴黎安頓的海明威,給星報進行關於希土戰爭(1919年-1922年)的採訪。回到巴黎之後,安德森引導了海明威參與“巴黎現代主義運動”。

1923年,海明威的處女作《三個故事和十首詩》,在巴黎出版。海明威的第一個兒子出生後,由於要支持整個家庭的開支,海明威辭去多倫多星報的工作。

1925年,短篇故事系列《在我們的時代裏》出版,顯示出簡潔的寫作風格。1926年,海明威的小説《太陽照常升起》出版。1927年,海明威與哈德莉·理察遜離婚,另娶第二任妻子寶琳·費孚(Pauline Pfeiffer)。 並出版《沒有女人的男人》。

1928年,海明威離開了巴黎,居住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和古巴,過着寧靜的田園生活。他經常去狩獵、捕魚、看鬥牛。在陸續幾年中,海明威的二兒子與三兒子出生。

1931年,海明威遷往基韋斯特(他在那裏住的房子現為博物館),併為《午後之死》和《勝者一無所獲》積累素材。1932年,《午後之死》出版。尊奉美國建築師羅德維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趨於精煉,縮短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提出了“冰山原則”,只表現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實、含蓄、耐人尋味。

1933年秋天,海明威隨一隊狩獵的旅行隊到了非洲,他根據在非洲的見聞和印象,於1935年出版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馬扎羅山的雪》《弗朗西斯·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奔波於西班牙內戰前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記者隨軍行動,並參加瞭解放巴黎的戰鬥。在此期間,海明威寫的散文《告發》於1969年附《第五縱隊與西班牙內戰的四個故事》出版。1940年,海明威與費孚的結束婚姻,在這段期間,身體健康問題接踵而至,對海明威造成很大困擾。同年,海明威發表了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長篇小説《喪鐘為誰而鳴》, [3] 1950年,以二戰後的威尼斯為背景的《過河入林》出版,馬爾克斯就曾表示:“沒有《過河入林》,就沒有《老人與海》。”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海明威立即將自己的遊艇改裝成巡艇,偵察德國潛艇的行動,為消滅敵人提供情報。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克格勃人員亞歷山大·瓦西里耶夫獲准進入蘇聯情報機關檔案館。結果他驚訝地發現,海明威竟然曾於1941年被招募為克格勃間諜,代號:阿爾戈。可惜沒有天分,沒有獲得任何有價值的情報。1944年,海明威隨同美軍去歐洲採訪,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受重傷,但痊癒後仍深入敵後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獲得一枚銅質獎章。1948年,海明威與瑪莎離婚,並與戰時通訊記者瑪麗·維爾許·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結婚,不久重返古巴。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用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62歲。

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 海明威短暫而又傳奇的一生

  創作特點

  語言風格

  樸實

海明威有着出色的語言駕馭能力,他常以最簡單的詞彙表達最複雜的內容,用基本詞彙、簡短句式等表達具體含義,用名詞、動詞來揭示事物的本來面目,絲毫無矯揉造作之感。從句式上看,海明威常用簡短的陳述句進行語言表述,他認為沒有必要用文字修飾雕琢來譁眾取寵,只要將事物描述清楚就行,其他的則由讀者來決定。如對《老人與海》中老漢用魚叉制伏大魚的情景,作者描述為“老人放下釣索,把魚叉舉得儘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力氣,加上他剛才鼓起的力氣,把它朝下直扎進魚身的一邊”。在這些描述中作者沒有使用任何修飾成分,只是將動詞、名詞簡單組合就描繪出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場面。在這種質樸無華的文字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深刻的藝術境界與藝術底,這種質樸的語言也使海明威的作品具有了更多的親和力與真實性。

海明威的小説語言就有着不宂不贅、文體輕鬆、造句簡單、用詞平實的特點,他常以基本單詞為中心來構造單句,很少使用表達思想的形容詞與副詞。《永別了,武器》的第二十六章中,有一段亨利與牧師關於戰爭的對話,這段對話就十分簡潔、凝練,沒有任何浮華的修飾語,但從中讀者可以強烈感受到人們對戰爭的厭惡。在小説《殺人者》中,使用了許多簡練的短語,用口語化對話的形式展開情節,通過對話避免了許多解釋與繁雜的背景交代,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直觀

文學藝術要表現情感,但情感卻是依靠事物的外觀透視出來的,越是對事物外觀的直接描摹,越能產生強烈的視覺真實性,越能拉近讀者與作家的距離。海明威用高度清晰的視覺化語言,將視覺、嗅覺、聽覺等感官印象付諸語言,寫出了事物的形狀、顏色、味道等,以直接的物象表現宇宙與生命。如在《乞力馬紮羅的雪》中海明威曾這樣寫道,男人躺在帆布牀上,他越過含羞樹的濃蔭向陽光炫目的平原望去,有三隻碩大的鳥討厭地蹲着,還有許多在展翅翱翔。海明威用這種簡單、質樸的語言就是為了突出物象的清晰度與可視可感度。這種語言風格的形成與印象派大師塞尚密切相關,從塞尚那裏海明威學會了怎樣控制讀者的目光,如在早期小説《在密執安北部》中海明威就將視點集中於年輕姑娘莉芝·科茨身上,隨着她的眼光描寫景物,以此來暗示其純潔無邪、樂觀天真,對未來充滿憧憬。

複合句與分句短語的使用比較符合正式文體,但句子過長使人看起來比較費勁,因而,海明威在對話中就力求克服這一缺陷,用簡潔、流暢、有鮮明節奏感的語言來表現人物的意識流動,這種文字表述常能產生視覺化的效果,給讀者帶來了視覺衝擊。如《老人與海》中,大馬林魚拖着老人桑提亞哥遊了一天一夜,老人幾乎暈倒,但仍堅持不放棄,這時作者用極為簡潔的幾個字“拉呀,手啊,他想。站穩了,腿兒”,準確表達出老人的疲勞感,從而產生了極強的視覺與心理感受。在短篇小説《白象似的羣山》的結尾,作者就用不厭其煩地重複“那就請你,請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萬求求你”,形象表達了姑娘的心煩意亂,併產生了強烈的視覺衝擊。

  含蓄情感

海明威有自己特殊的藝術風格,他強調寫作的客觀性與主題思想的隱晦含蓄,反對作者直接出場對人物進行評説與暗示,他常用含蓄的語言表達複雜的情感,用有限的形式表達無盡的內涵,因而,他的小説在外觀不動聲色,但內在情感卻是豐厚熾熱。“冰山原則”是海明威的創作原則,他堅持認為應該從繁雜的社會生活中擷取最有特徵的情節,將自己的思想情感隱藏起來,按照“冰山原則”留下八分之七的空間讓讀者思考與揣摩。如《永別了,武器》的結局,亨利不顧護士的阻攔執意要看妻子的遺容,可是看到妻子遺體時沒有一句表述,也沒有一滴眼淚,這種無聲的訣別實現了不解釋而得到解釋,疏遠與冷淡而實現關懷的目的,達到了“此處無聲勝有聲”的效果。海明威常通過對形象的刻畫,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隱藏於背後,通過對物質世界的表現讓讀者去思考,去想象,這種寫法雖是寥寥數筆,卻是入木三分,將人物的情感深刻地刻畫出來,表現出一種不為命運所屈服的硬漢精神。

海明威常努力擺脱主觀情感對作品的影響,用一種近乎客觀的方式抒發自己的情感,因而常被人貶稱為“啞牛”。其實,批評者只是流於作品表象,並不瞭解作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德國作家稜茨曾言,海明威通過無動於衷而達到激動,通過不加解釋得到解釋。在《白象似的羣山》中幾乎通篇都是對話,作品中幾乎看不到作者的蹤跡,但在對話中卻藴藏着深刻的內涵。此外,海明威非常擅長用語言的歧義性來表達象徵意義與思想內涵。如《永別了,武器》中的武器就有兩種含義,一方面是戰爭的含義,另一方面是愛情的含義,它象徵着小説的兩個主題反對戰爭與告別愛情;《白象似的羣山》中,“elephant”一詞不僅有大象的含義,還有沒用、累贅的意思。

  對話

從敍事的方式來看,海明威的小説的對話是“展示”,而不是“講述”。它是屬於柏拉圖所區分的“完美模仿”的一種,而不是“純敍事”的那種,它想造成一種程度不同的“模仿錯覺”,就是“詩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説話”,而是某一個人物在説話的假象。兩者相比,“純敍事”的敍述和事件的距離較大,不如“純模仿”直接。對話使敍述者完全讓位於人物,它把模仿話語推向極端,徹底抹去了敍述的痕跡,把發言權全部交給了人物,並使他佔據前台。在這種情形下,作者的影子消退了,好象只存在故事中的人,而不存在敍述人、説故事的人,換句話説,敍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敍事,儘可能不留下講述的痕跡。這種敍事方式,就其與所描述對象的距離而言,非常接近,近乎等於零;就其所傳達的敍事信息而言,顯得細緻入微。海明威選用對話的敍述手段,其用意在於“展示”,追求完美的模仿。在《乞力馬紮羅的雪》中,為了突出對話,一開篇就是對話,非常突兀,這是展示型方式的敍事。

為了配合這種表達的簡潔,他的對話儘量寫得很好懂,不用深奧冷僻的詞,不用大詞,而用小詞,只要讀者按照順序讀下來,完全能明白每一段話的説話者是誰。另外,每次參與對話者一般兩個,一問一答,或聊天,或爭論。之所以保持在兩個人這個量度,而不是多個人,是因為人一多,在省略説話人姓名的情況下,讀者不容易搞清誰説哪一句了,這一點非常重要。當要出現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對話時,海明威一定標明説話人的姓名。

海明威還寫出了“風格化了的口語”,他的對話句子短,結構簡單,沒有什麼華麗詞藻。這種風格化的口語的特點是:採用美國中西部人民的口語及其節奏,又攙雜着不同地方色彩的語言,有古巴哈瓦那的語言,西班牙瓜達拉馬山區的語言,西班牙式英語;有漁夫的語言、鬥牛士的語言、獵人的語言等,讀來如聞其聲,往往給讀者一種真正語言的幻覺。他們所選用的詞彙、發音的方法都不一樣。我們説海明威小説從不花俏,力避形容詞、副詞等修飾語,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對話也不例外,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説,正是由於海明威小説大量使用對話,而對話是不能花俏的,因此,大片大片的日常化的語言造成小説整體的樸質無華。在現代敍事學中,敍事的手段多種多樣,各有千秋。海明威之所以鍾情於對話這種獨特的敍事方式,其原因是:用結構主義的“距離與角度”的理論來觀照,人物的對話能使讀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而敍述則難以達到這種逼真的效果。另外,對話比敍述來得更為簡潔,也更為生動可感,藴涵更為豐富。鑑於對話具有如此大的優越性,小説大師海明威毫不猶豫地採納它,並將它的魅力發揮到無與倫比的程度,使得他的小説別具一格,獨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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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關係

從男女關係的主題去分析海明威,不難看出,儘管熱衷於描寫男人的野性與英勇,海明威卻間接表現了他對女人的恐懼與憎恨。他的“準則英雄(code heroes)”都在孤軍奮戰,即使與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終還是要分離。強烈的命運感和死亡意識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普遍體現。其傑作《老人與海》更是勾勒了一個純粹男性的世界。D.H.勞倫斯在海明威短篇小説中觀察到一種男女關係模式:“一個人想無拘無束。只要避免一件事:捲入進去。絕不能捲入進去。如果你被某件事情纏住,擺脱它。別被纏住。擺脱它,離開。”

以《喪鐘為誰而鳴》為例,這是關於羅伯特·喬丹在西班牙內戰中參加一次炸橋任務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喬丹和瑪麗亞的浪漫愛情,他們僅僅擁有了三天的浪漫,喬丹撤退時腿部受重傷,不能和瑪麗亞去馬德里。在山裏的三天時光是喬丹生命中最美好的,他與瑪麗亞的愛情雖然短暫,卻實現了永恆,喬丹的愛情在革命事業面前做出了犧牲。他知道面臨危險卻依然前行,為西班牙人民獻身。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這一選擇也反映了海明威的殘忍。他不知道如果喬丹和瑪麗亞共同安全撤出是否就預示着美好生活的開始。他寧願選擇光榮地死,而非浪漫攜手終生。在《永別了,武器》中,亨利一開始並不對凱瑟琳認真,而認為僅僅是一場遊戲。“這總比每天晚上逛窯子好得多 ,這是場遊戲,就像打橋牌一般,不過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説話。”以凱瑟琳做手術時亨利的一段獨白為例,有評論家認為凱瑟琳的死與亨利對她的敵意有關,在最後一章裏,當凱瑟琳做手術的時候,短短的一段話內,亨利19次想到凱瑟琳將要死去,“死”一詞的反覆出現似乎是着了魔一般的焦慮,當凱瑟琳在手術枱上充滿痛苦地流血的時候,亨利兩次出去喝酒,還吃了東西——因為他餓了。當他回來的時候,凱瑟琳死了。再以《在異鄉》中“少校”和“我”的對話為例,這個故事中提到少校年輕的妻子死於肺炎:

“為什麼男人不應該結婚?”

“不該,就是不該,”他怒氣衝衝地説。“即便一個人註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該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該使自己陷入那種境地。他應當去找不會喪失的東西。”

少校的話,也是海明威的內心獨白。海明威用他的筆將小説中的女人一一處死,男主人公則是“硬漢”,忍受着精神和肉體的傷痛。在海明威的小説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好女人終將死去或已經離開人世。正如《老人與海》中唯一一次提到聖地亞哥的妻子是“牆上一度掛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為看了覺得自己太孤單了”這是海明威理想的愛情結局:老夫妻度過了一生的美好時光,善良的妻子已經離世,鰥夫在海邊獨自捕魚。

經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海明威的小説中,男女的分離通常是以某種強大的外力——以極端死亡的形式出現——作用而成。以他的三部長篇小説《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和《喪鐘為誰而鳴》為例,在第一部小説中,造成傑克和布蕾特分離的是傑克的性無能;第二部小説中男女主人公分離因凱瑟琳難產而死;在第三部小説中,男主人公羅伯特·喬丹為正義事業而獻身。海明威似乎通過這種所謂的“命運”因素來掩蓋他對與女人一起生活的恐懼。

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 海明威短暫而又傳奇的一生

人物影響

海明威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並且是“新聞體”小説的創始人,他的筆鋒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海明威的生平和文學生涯從一開始就爭議不斷。無論海明威是作為一位傳奇式人物,還是作為一位作家,他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高超的寫作技巧創造了一種簡潔流暢、清新洗練的文體,淨化了一代的傳統文風,在歐美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位文化英雄海明威是蜚聲世界文壇的美國現代小説家,他在62年的生涯中,寫下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老人與海》等作品,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稱。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是一部融信念、意志、頑強、勇氣和力量於一體的書,它讓人徹底懂得了打不垮的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究竟是個什麼樣。它、它圍繞一位老年古巴漁夫,與一條巨大的馬林魚在離岸很遠的灣流中搏鬥而展開故事的講述。完美地體現了作者所説的“你儘可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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